“新月派”代表诗人孙大雨 格律体新诗起步于普陀山

作者 孙峰

80多年前的八月盛夏，一位孤独的文艺青年行走在普陀山西山的小径上，大声吟诵着英文诗歌。他叫孙大雨，一位曾经与徐志摩、闻一多齐名的诗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文学社团——“新月社”的代表人物之一。1925年夏，孙大雨曾经在普陀山圆通庵小住两个月，听暮鼓晨钟，伴青灯秋月，在幽境幽思中潜心于新诗的写作与研究。

　孙大雨

　　壹 孙大雨先生是格律体新诗的代表人物

孙大雨（1905～1997），祖籍浙江诸暨，出生于上海。 15岁时就在当时的《少年中国》发表了新诗处女作《海船》。 1922年考入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高等科，1926年赴美国留学，曾在耶鲁大学研究生院专攻英国文学。 1930年回国后，历任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各大高校外文系教授。孙大雨先生曾遭受不公正待遇，甚至遭受了长期的牢狱之灾。平反后，孙大雨教授调入华东师范大学外文系。

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孙大雨，不仅是一位诲人不倦的严师，也是一位诗歌和翻译方面的实践者兼学者。他一生翻译有莎士比亚戏剧八部，数量不多，但是质量颇高，他独特地运用自己创建的音组理论翻译莎剧，以汉语音组对应莎剧原文的抑扬格五音步，力求导旨而传神。他还先后出版了《孙大雨诗文集》、《屈原诗选英译》、《古诗文英译集》、《英译唐诗选》等著作，呕心沥血地为人类最优秀的文化瑰宝——楚辞、唐诗、莎士比亚作品的译介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孙大雨在清华学校期间，编过《清华周刊》的文艺副刊，参加了以闻一多、梁实秋等为骨干的清华文学社。他和小伙伴们在西单梯子胡同的住所总是被诗所热闹，诗是他们心中的女神。他和朱湘以及徐志摩、闻一多等这些文学大师们一起，常常热烈讨论，甚至争论新诗的发展和形式问题，各抒己见，时而争得面红耳赤，时而品茶论道则又是乐乐呵呵，兄弟情深。闻一多、孙大雨都是格律体新诗的倡导者。但孙大雨更执着地极力主张新诗也必须有韵律，他认为非格律诗就不叫诗，而格律既非“豆腐干”诗，也非简单刻板的平仄压韵的机械运动。孙大雨要所有的诗都制约在严谨的格律才叫它为诗。孙大雨是一位很有犟劲的文人。

孙大雨是格律体新诗的代表人物，一心想找出格律体新诗的创作规律，而他对格律体新诗的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正是起步于1925年夏的普陀山之游。

　　多次提到普陀山客居生活的文集《孙大雨诗文集》

　　贰 孙大雨客居于普陀山圆通庵

1925年夏季，孙大雨考取了北洋政府以美国老罗斯福政府退还庚子赔款余数作为基金所设立的赴美留学班，但是他没有和同学一起立即出国，而在按照当时学校的新规定可呆在国内一年，去访问名胜古迹、“接触社会”，去苦苦探求新诗的格律。

他先是到湖南湘江沅水去寻找屈大夫的诗魂，但才到第一站就听说屈原庙的山上有土匪出没，于是这位清华才子“只好为有诗意的想像被没有诗意的现实扫兴而归”，他便来到我们浙江的海天佛国普陀山，这里离他的故乡诸暨、他的出生地上海都很近。普陀山正是当时上海文人雅士、达官贵人度夏纳凉的避暑胜地。

1925年8月，孙大雨就旅居在普陀山前山佛寺圆通庵的客宿里。民国时期的普陀山是没有像现在那样有专门的宾馆，香客、游客都是寄居于寺院的客房，略付生活费即可。

在普陀山西天门之上，沿着一路曲折山径，一路古木苍翠，鸟鸣啾啾，攀至近西天景区之顶，有座黄墙深院，即为圆通禅林，俗称圆通庵。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环境幽雅，是一处陶冶性情、升华人格之宝地。圆通庵，始建于明，扩建于清，明万历五年，僧圆献见此地幽静，易于潜修，遂于此结茅，取名“圆通庵”。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一代名士康有为曾在这里隐居，题此庵为“海山第一庵”。孙大雨选了一个幽静的好地方来研究他的格律体新诗。

寄居在圆通庵的两个月时间里，千步踏沙、莲池赏月，他游山逛水，领略自然；晚上，海风徐徐，夏月朗朗，“夜云、山石、树荫、屋宇，一片清莹，人的灵魂也似乎浸在净水里，透明、轻盈，该念一些最美的诗吧。 ”孙大雨满怀激情，对着皎洁的月光吟诵名诗。他用英语朗诵英诗名篇，从这里他汲取着诗艺灵魂，来激发诗歌的创作和理论灵感。“他的记忆力是惊人的，读过的诗，自然地溶进了生命，任何时刻，一开口，就朗朗而出。 ”

1989年第10期的《名人传记》曾经刊登展家骐、张方晦撰写的《走在阳光里的老人——记新月派著名诗人孙大雨教授》，文中说孙大雨在普陀山诵读英文诗歌时声音“响得像狮子在吼叫”。文章是这么夸张描述的：

“青灯黄卷，七八个袈裟披身的女尼正在单调的一记记木鱼声里消磨寂寞的长夜，突然被后院堂屋传来的外国话吓住了，这样大的嗓门，这样肆无忌惮，宛如阿鼻地狱里先云的咒语，令人毛骨悚然……”

在文学大家沈从文的心目中，孙大雨是被视为“狂放、骄傲、天真”、“为人直率”的，他与“懦弱和虚伪”的世俗格格不入；他独自执着痴迷于格律体新诗的世界里。其实孙大雨也有自得其乐的一面，在学术争论上，他是狂放的，而在寂寞面前，他又有着超人的淡定。当时的孙大雨，还是一个尚未结婚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大学生，在青春激扬时代就如此的淡定，又有着某种深邃的理智；在远离城市喧哗的普陀山，当时也没有手机、电脑、网络这些现代化的通信娱乐工具，孙大雨能够在宁静的佛国普陀山一呆就是两个月，享受静谧的生活，这表现出与一般年轻人不一样的品格，一种静谧的心境。风华正茂的孙大雨，张扬狂放，其实更有内秀淡定的一面。这种淡定，让他一辈子都沉浸在诗的国度里，哪怕文革期间被罚拿着扫帚去城隍庙扫地，晚上回来还在翻译莎剧作品。

　　普陀山圆通禅林

　　叁 孙大雨在普陀山的杰作

孙大雨听暮鼓晨钟，伴青灯秋月，为时两月，幽境幽思，终于理清他那不是“豆腐干”式的格律，又是“整齐的语体韵文的节奏所赖以体现的音组”原理，而且写出一首完全符合、体现他那以音组组成格律的新诗《爱》。

《爱》这首诗是孙大雨运用“音组”理论有意识地创作格律体新诗的首次实践。很多文学评论家认为《爱》是孙大雨在回北京后写的。如，许霆所著的《旋转飞升的陀螺——百年中国现代诗体流变史论》中说，“就在这年冬末春初，他与闻一多交换心得的结果，并按自己的音组主张写出了一首含有整齐的音组数的诗，发表在1926年4月10日北京《晨报副刊·诗镌》上，这就是十四行诗《爱》。 ”

其实，《爱》这首格律体新诗是构思创作于普陀山。孙大雨先生自己就是这么说的：“旅居在浙江海上普陀山前山佛寺圆通庵的客宿里，上面所录的我这首商乃诗，就是在那里构思写成的。 ”（孙大雨：《格律体新诗的起源》，《文艺争鸣》1992年5月号）

被孙大雨称作意大利式的商乃诗（sonnet，即十四行诗）《爱》，当时署名为孙子潜，子潜为孙大雨的号。《爱》的全文如下：

　　往常的天幕是顶无忧的华盖，

　　往常的大地永远任意地平张；

　　往常时摩天的山岭在我身旁峙立，

　　长河在奔腾，大海在澎湃；

　　往常时天上描着心灵的云彩，

　　风暴同惊雷快活得像要疯狂；

　　还有青田连白水，古木和平荒；

　　一片清明，一片无边沿的晴霭；

　　可是如今，日夜是一样地运行，

　　星辰的旋转并未曾丝毫变换，

　　早晨带了希望来，落日的余辉

　　留下沉思，一切都照旧地欢欣；

　　为何这世界又平添了一层灿烂？

　　因为我掌中握着生命的权威！

这首诗就是孙大雨在普陀山格律体新诗“悟道”的杰作。在普陀山“闭关”诵诗、深思熟虑的两个月里，他初步悟出了格律体新诗的核心——“音组”。在他的思想中，一首诗的各行应含有相等数目的“音组”，或者行与行之间音组数目的变化呈现规律化；这些相等数目或者数目呈规律化的“音组”积聚成诗行，再由这样的诗行积聚成节段。

在上面这首《爱》的诗歌里，它每行均含有五个“音组”，每个“音组”由两个或三个字组成，每行的字数都是十二个，这些诗行按照ABBA，ABBA，CDE，CDE的韵式组织成一首严格的十四行诗。孙大雨是这样划分“音组”的：

　　┃往常的┃天幕┃是顶┃无忧的┃华盖，┃

　　┃往常的┃大地┃永远┃任意地┃平张；┃

　　┃往常时┃摩天的┃山岭┃在我┃身旁 ┃

　　峙立，┃长河┃在奔腾，┃大海┃在澎湃；┃

　　……

在留学美国期间，孙大雨又先后创作了《纽约城》等三首新诗，孙大雨的格律体新诗得到了徐志摩等文学大家的赞同和推崇。此后，孙大雨教授又开始将格律体新诗的理论运用到莎士比亚的诗剧翻译上来。莎剧原文每行五个音步，孙大雨的译作每行为五个音组，自成一体，在节奏、气势上传达了莎剧的风格。一如那时候在普陀山上的淡定，孙大雨长期潜心于格律体新诗的理论研究，锲而不舍，先后在《复旦学报》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诗歌的格律》《格律体新诗的起源》等理论作品，哪怕在文革的最困难时期，孙大雨还在从事翻译创作和新诗研究。

孙大雨一直畅游在诗神的国度里。孙大雨说：“我回顾自己一生的创作活动无不与诗歌联系在一起”。而孙大雨教授花费一生心血所研究的格律体新诗，则又是滥觞于普陀山圆通庵客居期间的“悟道”，因此他多次在《我与诗》《情系新诗》等文章中提到1925年夏天在浙江海上普陀山的两个月生活，始终难以忘怀。　　普陀山的客居生活，是孙大雨教授新诗创作与学术生涯的里程碑。

（2018年12月23日《舟山日报》第三版 海潮人文）